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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锦松,前香港“财神爷”的慈善经
2016-06-26 12:58:53   来源:中国慈善家   评论:0 点击:

依靠强大的个人影响力、极高的“财商”,梁锦松大大推进了一个国际扶贫组织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拓展。他对社会的强烈关注热情,在慈善领域找到了一个发力点。

当陈太勇遇到梁锦松,小母牛中国内地的筹资量便直线上升
当陈太勇遇到梁锦松(左一),小母牛中国内地的筹资量便直线上升

  在北京香港马会二楼的一角,这位瘦高个子的男人用广东味浓重的普通话,与我们侃侃而谈。他平易近人的风格在一个小时的访谈接近尾声时突然有所转变——当涉及到立场问题时他相当严肃认真,在采访的最后他不同意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,他情绪有些激动地站起来:“你不必说服我,我也不必说服你!”
  现年61岁的梁锦松,香港人直呼他“财神爷”——2001年至2003年,他任香港财政司司长。在这一职位上,他发挥了他作为一位资深金融从业者的秉赋,严控税收、节约开支,捂紧香港人的钱袋子,帮香港人克服了经济低谷和SARS肆虐的影响。在任香港财长期间,他还结束了自己离婚后的单身状态,迎娶著名的奥运会“跳水皇后”、比他小近30岁的伏明霞为妻,并育有两子一女,这又令他成为香港及大陆各大报刊娱乐版块的热门话题人物。
  2003年7月,梁锦松突然由于“个人原因”辞去公职。此前不久,他曾被媒体曝光在他宣布大幅提高汽车购置税的前夕,购置一辆房车且未申报利益,涉嫌避税、以权牟私,从而引起调查和质疑。他的解释是:购车是出于养育子女的需要,没有申报是由于“疏忽”。他最后免于被起诉,但很快从财长任上辞职离开。
  这个事件并未影响到一些朋友们对梁锦松的基本评价。上司兼好友董建华评价他“情操高尚”。他在公益界的一位朋友、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大陆负责人陈太勇对他的印象是:谦逊、爱国、有爱心,对社会上身处贫困的人充满同情。
  2007年,梁锦松在告别公职近四年后,重回金融行业就业——出任美国大投行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。在担任香港财长以前,他曾在花旗、摩根大通等银行工作近30年,被称作香港银行界最成功的华人管理者,年薪达2000多万港元,是名副其实的“打工皇帝”。而重回金融机构的梁锦松,早已多了一个公益身份——国际小母牛组织香港分会理事长。
  “财神爷”做慈善,其身手的矫健,从这样一组数字中不难看出——梁锦松加盟以前,小母牛香港分会每年在香港筹款额为几十万港元,梁锦松加盟的2005年,筹款额达到200万港元,2011年,小母牛香港筹款3600万港元。
借助这种强大的筹资能力,小母牛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迅速拓展至17个省。
  梁锦松对“小母牛”项目的投入,远非做做姿态那么简单。每年,他都组织家人和朋友,来到内地的贫困地区,进行为期数天的实地考察,并利用一切机会,为“小母牛”筹集款项。他还让在整个中国公众知名度远超他本人的夫人伏明霞担任“小母牛”项目的形象代言人,以提升公众对“小母牛”的了解。极少接受媒体专访的他,在赴内地参加“小母牛”活动之际,欣然接受《中国慈善家》专访,畅谈他与“小母牛”之间的故事。
“不如我们做点事情吧”
  成为“小母牛”的香港筹款人,缘起于2004年。从公职上退下来的梁锦松,与一个十多年来保持密切联系的朋友圈子经常聚会。有一次他在聚会上说:“不如我们一起做点事吧。”
  一位从事地产开发的朋友响应了他,向他推荐了“小母牛”这么一个国际公益组织——其香港分会就设在这位朋友所开发的楼宇内。这个国际组织1942年由美国的一位农民设立,总部设在美国阿肯色州的小石城,运作了60余年,向全世界125个国家的农民提供了支助。它奉行“授人以渔”理念, 通过“礼品传递”的方式帮助农民摆脱贫穷。它向贫困的农民捐赠奶牛、猪、兔、山羊等能生育幼崽的家畜,并向农民提供养殖技术培训等配套帮助,条件是要求农民在将家畜养大后,将生育的幼崽捐给别的农民,使家畜不断“传递”下去,惠及更多农民。
  梁锦松对这种“授人以渔”的模式极为认同。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担任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,并在香港的一些学校里发起“开卷有益”公益活动(Read to feed),鼓励孩子们多读书,每读完一本书,家长就奖励给孩子一定数量的“奖金”,孩子再将这些“奖金”捐出来做公益。“既鼓励了孩子们多读书,多长见识,又培养了他们的公益心、社会责任感。”梁锦松对此引以为豪。他认为“小母牛”和他发起的“开卷有益”一样,都旨在“授人以渔”。
  小母牛香港分会成立于1997年,与其他国家的小母牛组织分会相比,具有一定的特殊性。因为它的使命主要是为“小母牛”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活动筹集经费。虽然国际小母牛组织早在1985年就在中国大陆从事业务了,但由于大陆地区的政策限制,它只能依托一个中间机构——海惠助贫服务中心——来开展活动,也不能在本地开展筹资活动(直到2011年,这一政策限制才有所松动)。
  为了进一步了解“小母牛”,梁锦松还约谈了“小母牛”大陆地区的业务负责人陈太勇。梁锦松看到,这个组织对于捐款的使用是“有实质性效果的”,因此决心投入这份事业。
  陈太勇记得,他第一次见梁锦松是在一个饭店里,梁锦松向他提了很多问题,包括小母牛的业务实际运作状况,以及他本人的个人背景。在这次见面的最后,梁锦松当场拍板,决定为“小母牛”做三件事情:第一,发动自己的朋友们,共筹集五万美元,用于捐助“小母牛”在云南的一个项目;第二,将自己在香港一些学校发起的“开卷有益”活动所筹资金,用于“小母牛”内地项目运作;第三,亲自出任小母牛香港分会理事长,并发动自己在政界、商界的朋友出任理事,以提升小母牛香港分会的社会影响力,增强筹款能力。
  随着“财神爷”亲自扛旗,“小母牛”在香港的筹集资金状况发生巨大改变。短短六七年间,年筹款额翻了几十番。这位理财高手向《中国慈善家》透露了他的“筹资”之道。
  首先来自朋友圈的筹集。梁喜欢跟朋友们分享的理念是:“只为自己赚钱,得不到喜乐,能有机会帮助别人,不仅是对社会的回报,也是一种福气和恩赐,带给自己满足感和快乐。”他的朋友们很多都认同他的理念。在他的朋友圈中,大家甚至将生日、女儿出嫁等喜事也变成筹资活动,“不要送礼,直接送现金,我会将现金捐给‘小母牛’。”他的不少朋友对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这样说。仅在2011年,就有两位朋友,通过这种方式各自为“小母牛”筹集了上百万港元资金。
  梁在香港一些学校发起的“开卷有益”活动,现在也成为“小母牛”筹资的重要管道。在成为“小母牛”香港分会理事长后,他将开展“开卷有益”活动的学校从原来的几所发展到几十所,活动对象也由富裕子弟扩大到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。“我也想让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,培养帮助别人、为社会尽一分力的意识。这种意识的养成,比捐多少钱本身更重要。”梁锦松说。目前,“开卷有益”活动每年能为“小母牛”筹集到的资金在1000万港元以上。
  争取商业机构的捐款也是筹资的重要方式。为了刺激商业机构的捐款积极性,梁策划了一些活动,并向捐款对象提供品牌宣传机会。其中最著名的活动是“竞步善行”,即组织香港市民进行团体性障碍跑,将之策划为令人瞩目的事件,对此活动提供赞助的公司将获得冠名权,品牌得到一次推广,同时,资金在被投入到“小母牛”的内地项目上时,资金提供者的品牌将会再次被宣传。“花一块钱,能够得到两次宣传机会。”梁锦松说。目前,举办一次“竞步善行”活动,能够获得600〜000万港元的赞助资金。
  公众捐款也是“小母牛”资金的重要来源。随着“财神爷”亲自扛旗,“小母牛”在香港筹集资金的能力迅速发生巨大改变。短短六七年间,年筹款额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。
  随着“小母牛”项目在香港公众中知名度的提升,也有公众开始给“小母牛”打款、写支票。看到这一趋势,小母牛香港分会开始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推广,并建立针对公众的捐款渠道,比如在街头、一些零售企业的入口处设立募捐箱;市民还可以开办银行户头自动扣款业务,每月有一定数额的款项从个人户头直接被划进“小母牛”账户。
“‘认中关社’,才是我的口号”
  自从为“小母牛”扛旗以来,梁锦松每年要投入一部分精力参与到“小母牛”的事务中来。每年他还要组织一个考察团,到内地一些偏远乡村,考察接受“小母牛”资助的农民的现状。考察团必然包括自己的夫人、孩子,以及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家庭成员。
  “通过这种考察,孩子们会了解到,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多他们平时看不到的状况,很多人还活在那么贫困的境地中。就是我自己,对中国社会另一面的认识,也不断在加深。”梁锦松说。
  通过这种考察,他对一些地区的贫困感到震惊。比如在安徽的一个山村,由于过度贫穷,孩子的母亲为了不给家庭增加负担,选择了自杀。“这在以前,我以为只是戏中才会上演的事。”
再比如,由于缺乏快速的地面交通工具,云南有一个村子的孩子只能划着小船走水路去上学,有一次送孩子的小船翻了,孩子们被淹死了。“如果他们的家庭能够买得起一辆摩托车,就可以避免这种悲剧。”
  梁锦松还告诉记者,他有一位金融界的朋友,由于给“小母牛”捐款而重新赢得了自己孩子的尊重。“由于以前只会赚钱,孩子们都瞧不起他,现在,孩子们很尊敬地对他说:‘老爸也有同情心了!’”
  谈起“小母牛”行动所带来的改变时,梁锦松着重强调的是——农民所获得的自信。“随着受帮助农民物质条件改善,并由受助者变成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,他们的脸上出现了自信的神采!”
  谈起“小母牛”的种种趣事,梁锦松透着发自内在的热诚。这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。1952年出生的梁锦松,在年轻的时候,就表现出对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热情。“从小家里就培养我要帮助社会和国家。因此我对国家和社会比较关注。”梁锦松说。
  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新中国创建者毛泽东的极度尊敬。他熟读毛泽东的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,将其用作现代管理。“我对毛主席是尊敬,不是崇拜。”他说,“毛主席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,非常伟大。”
在他年轻的时候,他曾像当时许多香港青年一样,亲赴红色圣地井岗山考察。这曾被当时的香港媒体称作“寻根运动”。“那是媒体乱讲的,‘认识中国,关心社会’才是我们的口号。”梁锦松说。
  谈起那段岁月,他承认,他和那时许多香港青年一样,有一种反殖情结,“当时作为殖民地的香港,有很多不公义的地方。年轻人向往理想的地方,我们当时对新中国的许多地方充满了向往。”
直到今天,梁锦松仍然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抱有强烈关注。“许多人说我爱国。我当然爱国,我不爱国爱什么呢?”
  他非常认可集中资源办大事、用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“中国模式”——“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奇迹。美国学不来中国的高速铁路。”
  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,出现了中产阶级,人们开始关注民主,要求权利,这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。” 梁锦松说。
  金融家需要有狼性,这与慈善家的性格有些冲突。梁锦松是怎么协调这两个身份的?他哈哈一笑,“也许我狼性不足,所以做不好金融,来做慈善。”
  然后,他又正色道:“做金融对社会也可以有贡献,就看你怎么做;做慈善也有为自己着想的。”
  (《中国慈善家》杂志 撰文 吴阿仑 摄影 林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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